[56]前引[51]，哈耶克书，第133页。

其次，规定网络经营者负有监管有害信息的义务。美国著名网络法权威雷席格曾经深刻揭示了网络空间以代码为技术基础架构的特点，提出代码实际上就是网络空间之中的基本规范，其控制着网络的真实结构和具体发展方向，自从网络走向广泛应用特别是走向商业化以来，网络最初最小化设计架构通过在应用层的不断锲入，成为一种为各种特殊应用目的控制的架构。

从概念使用内涵上来说，应当注意我国网络安全十分复杂和独特，存在准确理解的必要。我国《网络安全法》赋予国家在此事项保障运行安全的强大权力或职责。在比较法上，用户或个人信息安全监管，相对而言是网络安全管制中走得较快、立法上比较容易达成妥协的领域。（第二十九条）（10）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职责中获取的信息，只能用于维护网络安全的需要，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第二十七条）（8）国家保障网络运营者应当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同时，《网络安全法》基于网络活动和行为多主体的复杂性，还从增进管制效率出发，确立了网络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网络安全的保障义务。（2）合规收集和使用信息。其二，人权条款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权利根基。

正如有学者所讲，宪法学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而且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均要以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为基本内容。吴卫星：《环境权入宪之实证研究》，《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77页。[8]转引自刘幸义：《多元价值、宽容与法律——亚图·考夫曼教授纪念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9页。[26]参见前引[4]，[日]原田尚彦书，第12-13、18-19页。

[46]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Law ＆ Contemp,1991.p.249,273. [47]参见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28页。3.环境保护的手段多重 其一，禁止侵占和破坏。

结语 宪法不是道德说教,它是具有法律力量的。尽管我国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没有明确冠之以基本国策的字眼，但从我国政府的官方文件表述，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的明确规定，世界多国宪法中环境国策条款的范例，特别是第9条和第26条在结构上属于我国宪法的总纲部分（它集中规定了宪法原则、基本制度以及国策），因此可以判定我国宪法中的环境条款即属于国策条款。[57]甚至有学者在我国大陆法学界明确提出环境宪法的概念。尽量改善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较高程度的要求。

[10]文本自身是法律分析的明显起点。宪法中环境条款的实施与民法、环境法的实施属于以宪法为核心的同一法律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宪法意义上的实施为之提供理论和规范依据。自然资源具有公共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基于私的利益进行侵占和破坏。因此，除了国家和公民这两大传统的宪法关系主体，组织在现代宪法中也被赋予重要的权利和义务内容。

[49]环境权是否应该明确入宪以及如何看待环境权的具体属性和内涵，在学术界有争议，但是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因此，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务自然也应该适用于环境权。维持人的尊严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自然环境是维持人的尊严的生活的物质条件，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根，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魂，[20]因此宪法通过确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对环境予以明确保护。

所谓公害是指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损害。[18]我国宪法规定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而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亦明确规定：一切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4]在我国，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定为指导，健全环境法治是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2）明确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地位。其三，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55]参见前引[12]，韩大元文，第11页。[38]参见前引[15]，[日]黑川哲志文，第142页。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内容及目标的认识也不断提升。

[52]德国法学家菲利普·赫克（PhilippHeck）将其称为内部体系，指的是实质性的序位秩序、价值体系，也即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并解释为内部无矛盾的统一体或意义整体。环境保护运动全球性的趋势不仅体现在工业民主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

《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常纪文：《从国外环境基本法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红旗文稿》2005年第5期，第36-38页等。

其多维实施路径包括国家和公民的双向实施和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实施。[31]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45页。

宪法上委托并不仅是道德或伦理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参见朱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3页。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53]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法学》2005年第12期，第3页

如果要推翻规则R，这意味着制定该规则时所作的衡量并非正确，其原因可能为：在制定规则时，有一个或数个原则被遗漏，如果将这些先前没有被考量的原则重新纳入权衡过程，将改变权衡的结果，即原先的规则将被改写。这个宽泛的定义使得未列举宪法权利的涵盖内容十分丰富。

权威的制定使得法律规则具有一种独立于内容的理由（content-independent reason）。如果原则P1在个案条件C下支持结论R，相反的原则P2在个案条件C下支持结论非R，最后衡量的结果是P1优先于P2,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在C的固定条件下，可以确定R的结果。

第二，在制定规则时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某个案件事实特征M，当M这个案件事实特征出现时，可能会改变原先的衡量结果。[14] SAMUEL PUFENDORF, 2 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THE ELEMENTS OF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283 (William A. Oldfather trans., Flarendon Press (1931) (1660).,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5]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93-94 (Christian, Chitty, et al., eds., W.E. Dean, 1847) (1765) .,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6] Roe v.Wade，410 U.S.(1973). [17]Martina Renate Deckert, Folgenorientierung in der Rechtsanwendung,München,1995,S.124ff.;另参见张嘉尹：《宪法解释、宪法理论与结果考量——宪法解释方法论的问题》，载于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三辑上册），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版。

[35]总之，基于司法权威与法治国原则的考量，必要的司法节制主义以及对立法者形成余地的尊重仍然是必须的。这意味着放松对孕妇堕胎的管制显然是可行的。因此，Alexy将原则称之为一种最佳化的要求（Optimization requirements），其适用的方式为衡量（balance）。由此可见，三阶段理论实际上是将情况①（P1 ＞P2）C中的优先条件C改变为C1、C2、C3，从而产生了P1与P2之间优先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改变了原先德州法律中十分僵硬的规定，而是根据胎儿成长的不同阶段以及堕胎对于孕妇的安全性来确认P1 与P2之间的不同优先关系，即：在妊娠3个月之前，妇女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决定优先。

[6] 以下关于规则与原则的论述，See Robert Alexy ,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 Oxford ,2002,pp44—69. [7] 代表优先于。以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为例，Alexy认为基本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往往以模糊的法律原则方式出现。

从规则与理由的关联来看，规则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此案判决引发了反对同性恋结婚群体的激烈抗议，以至于在判决生效后，马萨诸塞州长宣布，他将提案修改马萨诸塞州宪法，增加只允许一男一女结婚的内容。

原则的初步理由具有可衡量性，原则不仅可以衡量，而且必须在与其相反的原则衡量之下，才能够确定个案中所能出现的法律效果。布莱克曼（Blackmun）大法官在此案中所作的原则权衡，开始于结果考量。